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致开幕词
[北京大学校长 王恩哥]:闵维方先生、教务长先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大斯坦福中心。--[09:09:35]
[王恩哥]:今天将要讨论的是大学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两所大学和全球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斯坦福大学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中心的高校。我们的建筑设计也是非常创新的，这里有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北大——斯坦福的论坛。我们有校际的项目，还有一个联合实验室，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互相了解，这是创新的基础，斯坦福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很深的传统，同时，我们也都是创新的领先者，特别是在高教课题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很多的创新，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我们需要教育新的人才，这跟过去的人才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挑战。--[09:15:37] [王恩哥]: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好，通讯、医疗也更好，而人类现在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有冲突出现。我们有很多的需求，全球需要一些领袖，这些领袖要了解人类、文化、科学和技术，而且要有一种远见、有批评性思维的能力，有坚韧的精神。今天参与论坛的学校就是培养这些领袖的学校。我们这些学校都是有创新想法的来源。斯坦福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才，他们有创新的能力，谷歌和雅虎的领袖都是来自他们学校，我们要互相的学习，要学习获取知识的能力。--[09:18:17] [王恩哥]:北京大学也是很有创新能力的，在中国社会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当代史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也是创新的领袖，他推动了创新和知识的发展，他所提出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北京大学见证了中国的开放、发展和改变。我们有很多的领袖，比如说林义夫，他是世界银行的行长，厉以宁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订者，还有李克强总理。--[09:20:33] [王恩哥]:在科学技术方面，北大在技术发展中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数理化、生命科学以及医学。最近几年我们有创新的发展，创立了一个创新中心，有三十个跨学科的中心。我们马上就要有一个国际的医院，这也是亚洲最大的研究型医院，有一千多个床位，七座大楼，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是首次看到这样一所大规模的医院，它并不是政府主办的，而完全是由主办。我非常自豪的告诉大家，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现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校办企业，它的市值约是五百亿元人民币。--[09:22:37] [王恩哥]:今天讲的是关于教育，在北大，教育是需要培养领袖，而不光是技术专家，北大也是培养相关的技术人员的，学生也有很多不同的培训，学校鼓励他们培养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并且能够进行相关问题的探索，这要求他们必须具有哲学的观点。--[09:24:37] [王恩哥]:北大相信，文理的教育是能够帮助学生进行生命周期的培养。特别是在有一些领域中，文理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使学生有哲学的思想。北大有非常好的文理的教育，而且我们的学科之中都有非常领先的教授，比如说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医学。这使得北大有很好的机会能够推动我们的目标，培养未来领袖。--[09:25:44] [王恩哥]:文理学科和人文学科是我们所有学生成长的基础。并且这样一个科学教育也是对于未来领袖的培养非常重要，现在的科学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社会科学家，还是律师，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能够有重心性，而且能够了解人性。因此，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都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基础。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都是需要学生学习的课程。我们希望学生应该有深度、有广度的学习。让学生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探索，去进行想象。 --[09:27:01] [王恩哥]:要达到这一点，我们有几个创新的方法。首先，我们的课程必须更有效率。第二，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进行综合性的教育。第三，现在的技术，包括网络、软件都是在网上学习的课程，让老师和学生更有这方面的知识。北大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有热情找到新的教学方法。--[09:28:02] [王恩哥]:我们相信，以上这些内容如果通过国际化的合作会更好。北大主要的目标是要推动全球化，让学生能够很好的进行国际化的学习和国际化的工作。我们有60%%u7684学生和90%%u7684老教师都有国际化的背景，有可能是去进行交换等等。2013年的时候，在北大有800个国际教员，也有2000多个外国的留学生，另外还有6000个交换学生。这样使得北大有很多国际化的老师和学生。--[09:29:54] [王恩哥]:我们不同学科之中都有英语课程，所以外国的老师和学生，国内的学生都可以使用。在研究中，采取了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也和国际的文化进行交汇。我们有燕京学院，这也是很好的项目，国际学生如果对于中国学有兴趣，可以来到燕京学院，燕京学院现在有10个研究中心，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等等，未来可能会包括自然科学、医学。所以现在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很关键的。我们有很好的大学，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愿景和努力。--[09:31:00] [王恩哥]:最后，我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机会进行开场演讲，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介绍，我祝愿论坛圆满成功。同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何更好的使用北大斯坦福研究中心来解决问题？非常感谢。--[09:32:33] 斯坦福大学教务长John Etchemendy致开幕词 [斯坦福大学教务长 John Etchemendy]:谢谢王校长，我感觉我主要的角色就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欢迎大家来到北大斯坦福研究中心。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有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存在，而且成为了北大第一个这样的中心。我知道，这片土地是非常珍贵的，您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地方，来建立斯坦福中心，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王校长对我们热情的招待。对于我们斯坦福大学学生和老师来到这个中心，您都是非常热情招待，非常感谢您。同时，要感谢创立这个中心的很多的人，首先是闵维方教授，他在一开始就参与到中心的建设之中，他也是一个教务长，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来自北大的。有管理人员何老师，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09:35:46] [John Etchemendy]:对于斯坦福来讲，我还要非常感谢的一位，就是北大斯坦福中心主任Jean Qi，非常感谢你推动这个中心的建设。我一开始非常怀疑这个事情，这基本上就是我做的事情了。这次应该是我们这个机构所召开的第一个研讨会，我也希望本次研讨会非常成功，也希望这次以后，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联合斯坦福和北大之间的研讨会机制。--[09:38:00] [John Etchemendy]:今天会议的话题是非常切实的，在很多方面都很及时，让我们认识到世界各国的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有意思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人们对这种概念的理解正在减少，因为美国有非常好的高等教育。在美国，目前经济发展非常好，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在下降。在美国很多的政府，他们已经忘掉了大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我希望这样一种状态能够改变，这也是美国大学正在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获得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的支持越来越少。很多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和大学之间的联系。--[09:40:24] [John Etchemendy]:昨天晚上，Richard Saller在欢迎晚宴上讲到，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添加剂。我们都希望提高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是在美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我们也希望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能够得到改进，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各地的对经济发展的需求。--[09:42:59] [John Etchemendy]:我会主持第三个部分的会议，在今天以及明天的会议，我都会参加。谢谢各位！--[09:44:37]
北京大学教授陈东敏发表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教授 陈东敏: 尊敬的各位人士，上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么多学者面前做发言。我是三年前加入北大的，在王教授的领导之下。现在，我们领导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和高级开发部。我有15年的时间是在哈佛，在2004年，我到硅谷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有人说，你到了硅谷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但是我后来还是离开了哈佛大学，并且有机会进入了学术界。 陈东敏: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自从2011年加入北大之后，我的一些看法，以及在北大的一些做法。 陈东敏: 现在大学都受到了社会和政府各界的重视，大学如何更好的分配政府和公众方面的研发资源呢？这也是很多大学校长遇到的问题，我们不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衡量大学的价值，我们一般会这样说，大学会通过知识转移来实现价值。大学的知识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实现：出版物或者是会议，或者是培训社会未来的领袖。当然，这还不能完全回答大学的价值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大学来说，还参与了另外三个领域的活动，或者说这三个方面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包括IP的转移、咨询、校办产业，我的内容主要会从这三方面进行讲解。 陈东敏: 说一下北大，北大有三万八千名学生，要怎么样创建一个更好的体系，以更好的支持大学的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像北大，如何更好的服务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这也是北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美国我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在硅谷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在实际中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在哈佛和硅谷的团队中，在实现知识转移到社会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东敏: 在中国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要了解中国的政策，十八大定了非常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倍。同时还提到到2020年，中国要进入到创新性国家的行列，这样正是相互促进的。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GDP第二的国家，到2020年如果GDP增加一倍，我们将会达到12万亿的GDP。也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会超过美国。中国政府也提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大概是7%左右，如果在七年之内实现7%到8%的年均GDP，毫无疑问到2020年会实现GDP翻一番。 陈东敏: 它对中国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实现百分之七点几左右的年均GDP增长，要实现它，我们还面临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如何实现13亿人口的健康情况，城乡的差距问题，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问题，环境政策、老龄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靠一个政府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非常难的。对于大学来说，我们不能仅仅发表论文，我们要帮助政府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学发表的论文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大学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陈东敏: 中国借给美国13亿美元，如果把这些外汇都放在市场上，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政府以前注重的是GDP的增长，现在强调的是创新型的经济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政府应该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现在中国的竞争力应该是排名全球28，虽然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 陈东敏: 习近平主席也说到，中国大而不强，在创新方面，全球的创新指数，中国排到28位。跟去年相比，我们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要成为一个创新性的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2020年，如果要实现我们的目标，要从28提升到10，在创新能力方面要进入到全球的前十名，如果我们每年能够提升6%%uFF0C到2020年就应该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如果目标越近，实现起来就会越难。 陈东敏: 中国政府也是进一步加强相应的资金，每年2%的GDP用于支持创新发展。公司或者是企业也会贡献70%创新方面的增长。所以，可以看到，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以创新为特色的国家。虽然我们在创新方面有这么多的投入，但是我们现在在研发方面只有6%。国家也制订了两个目标，一个是产业的转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以知识为导向的经济体。 陈东敏: 同时，要注重各个公司的创新。需要两点：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创业精神。现在在中国，我们也有一个辩论：到底是谁应该引导我们创新。在中国现在有800万的私有企业，他们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他们并没有非常好的人才或研发方面的机制。另外一个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的机制并没有非常大的鼓励员工冒险的精神。所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他们内部创新的动力都不是特别强。 陈东敏: 对于大学来说，大学希望他们成为创新的领导力，企业也希望成为创新的领导力。但是我们需要大学和企业之间实现更多的协同合作。对于公立大学来说，我们有创新的义务。对于北大，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从1986年的时候，很多的大学职工建立了校办企业，刚开始特别小，现在变得非常大。现在在北大建立了更多的企业，又投入了3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北大国际医院，将来会实现每年一百亿美元的收入，这是非常大的成功。 陈东敏: 从全国来讲，北大的产业化大概占到38%到40%。清华大学占到了25%。但是最近清华并购了电信企业，英特尔对清华的校办产业进行了投资，所以现在清华的校办资产超过了北大的校办产业的资产。 陈东敏: 我们也认识到，虽然现在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大学的校办产业只占到了全国GDP的2%。他们很多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于技术相关的产业，很多校办产业的收入是来自教育、房地产，或者是其他传统的产业。因此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陈东敏: 北大是一个文理学科的高校，我们有10%%u7684资助是来自我们的产业。清华和北大的研究院占有全国研发资金的20%%u3002所以很多的企业来到了非常好的大学进行研发。我们如何去创建一个创新的平台呢？北京大学有一个新的体系，科技的发展和这个体系进行联合，这里面有一个常务副校长，还有一个教务长，他们在推动这项工作，我们和企业、业界进行合作。我们还有一些技术的转让、许可，还有孵化器。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用这个平台来推动研发和创新。这是一个开放的创新平台，并且可以在这个平台之上管理孵化器，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陈东敏: 我们非常了解，把知识产权进行转让是有一些挑战的，我们觉得学校的名誉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非常努力的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筹资。这样能减少资金缺少的问题，研发的结果可以进行商业化，这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样当地政府可能会进行一些资金的投入，我们就是建立孵化器和创新中心，在中国各个地方进行建设，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些孵化器能够对其他地方的经济也推动。 陈东敏: 在中国有七个孵化器。包括医疗方面、材料科学等，我们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些投资基金，这些种子基金帮助我们进行科研发展，也使得一些新兴的企业进行建设。对于一个文理学院来说，我们没有很多技术研发结果能够帮助到当地政府，所以我们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技术转让平台，全球进行采购。我们有四万校友在全球，他们都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听众之中也有帮助这个平台的，我们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市场和来源。我们有很多合作关系，现在也和合作伙伴一起进行跨国的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 陈东敏: 在2012年，我们成为了中国最多的专利申请的大学，我们也要提高质量，而不是追求数量。我们有很多的自有知识产权，我们也要找到关键的技术，什么样的关键技术能够推动下一代业务发展是很重要的。这是联合国统计的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全球排名第九。现在也创立了一个体系，这是中心化的专利申请、专利许可的体系。我们给研发中心进行许可。基于这个体系，我们会申请更多专利，有相关的人士管理这些专利。另外，我们和雅鲁公司进行合作，来测试一些想法，并且进行联合的专利申请。 陈东敏: 创新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在每个学院和每个学科都有一些创新，还有一个社区的人才培养，在北京、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地方都有人才培养计划，内部培养计划，也有工程师和市场人员来帮助我们把技术商业化，这些都是一些项目为基础的职位，它并不是永久的职位。在孵化的早期我们要请这些人来，我们也有一个人才库，都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 陈东敏: 最后讲一点，我们的大学在经济之中有非常好的机会，其中健康和卫生是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医药卫生的投入占中国GDP的5.4%，在未来可能会达到10%。还会有一些人口的问题。在未来医疗界将会有4%的增长，如何赢得这个机会？我们北大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有八个医院，在未来会有九个医院。在北京每年会治疗四千万人。 陈东敏: 就像王校长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即将建立，这是一个新的平台，我叫它“三合一”，我们会把八个医院进行资源整合，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支持公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学校本身没有办法很好的管理。我们还要培养人才支持这些公司，支持我们的数据中心还需要很多的人力，这是我们创新的一部分。说到创新，是我们教育之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我们有八个医院的数据，我们必须要很好的管理这些数据，最终会有一个国家级的数据中心，有很多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影响。 陈东敏: 学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相信高校可以快速发展它的创新能力，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满超发表主题演讲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曾满超: 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闽维方教授。我觉得好象回到家一样，我不仅是哥伦比亚的老师，同时也是北大的长江学者，我的博士学位是在斯坦福拿的。今天，我想讲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我代表哥伦比亚大学的哈伦教授来发表演讲的，他今天有事情没有能够来到这里。 曾满超: 我们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大学是不是一个创新的机构？学校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交汇点。我们想要在其中的一些部分进行研究。创新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创新是一个研究，是找到新的想法、方法、做法、应用，能够面对挑战，使得政府、企业、消费者获益。创新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发展、应用、产品、想法等等。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成果。在我们的这一章论文之中，主要是看研究型大学作为创新的来源。 曾满超: 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关于创新方面的文献回顾。第一，是早期对于创新的研究，是托米特的研究，他对创新进行了研究，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还有哈佛大学也是关于创新性的研究，他对教育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 曾满超: 看大学中创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结论。一方面，有些研究说，大学是保守的机构，是不愿意改变的；有些研究认为，包括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者都说，大学是一种非常包容的机构。所以我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学是创新的吗？一方面它是保守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勇于创新的。 曾满超: 我们在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目标：第一个，是要解释大学既是保守又是创新的这样一个两面性。第二个，找到不同大学的创新方法，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联系。我们看到了大学的知识转让，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作为案例。 曾满超: 我们有理论方面和实证方面的研究。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希望能够解释一下大学的两面性和相关的联系。另外，不光说理论方面的内容，希望使用两个研究性大学作为例子。大家非常熟悉的美国研究性大学，他们做的非常不错，在创新和经济方面产生了联系。 曾满超: 另外，我们有三个主要的理论，今天的研究不光是理论的研究，而是用理论来看一看创新。 曾满超: 首先是新的机构理论。从这样一个理论角度来看，大学是依靠外部的机构，并不是革命性的，它们是一些比较保守的机构。另外，大学有自己的文化，还有自己的表象、象征等等，它们身上是拒绝改变的，不能挑战它们根本的文化和任务。 曾满超: 第二个，内生增长的理论。这是强调人力资源、经济、知识，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关于人和知识、创新方面的决策，都是对经济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人力资本创新、知识都是有外溢的效应，会影响其他部分。 曾满超: 开放和创新都会推动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研究不光是研究主要的部分，同时，我们要看一看这些机构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使用这些理论给大家看一看经济的增长和大学对于经济方面的影响、跟创新之间的关系。 曾满超: 第三个，关于创新体系逐渐改变的理论。是国家性和地区性的创新机构，要产生、传播技术的创新。这些创新者之间有一些关系，大学是这个体系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个创新的体系是非常复杂的，我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只给大家介绍几点。 曾满超: 我们的研究表现出，一个国家创新的体系决定了国家的发展。不同国家的创新体制也是不一样的，创新的体制跟环境是非常有关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样一个发展创新的理论，能够使我们了解创新的体系，以及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学同时也会对当地的创新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应该发展提供贡献。所以大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机构，不光是进行教育、培养人才的。而且和其他的研究机构、合作伙伴产生联系，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效果。 曾满超: 我用了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做了一定的案例研究。斯坦福有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也有相关的产业。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联系：第一，通过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学校有很好的人才的培养，对于科学知识的创新和传播是非常关键的。第二，通过大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方面的创新，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会把他们的创新实现商业化，把它称之为技术创新转移。第三，大学也是地区创新的机制，会为本地的创新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做出很大贡献。 曾满超: 对于方法论方面，我们分析了大学创新以及经济发展层的三个领域。教育创新是对教育项目的创新，包括课程、教学内容、学习方面的创新。第二，大学技术转移。第三，大学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创新的一部分。 曾满超: 我们会在这三个领域看到更好的解决之前提到的问题。第一，关于创新的双重特色，大学创新的内容，区域创新和创新发展之间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团队，会做一些研究，搜集一些信息，也会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一起合作。如果只是依靠我们自己做案例研究，肯定会非常难。 曾满超: 接下来为大家讲一下我们研究的发现。第一，大学创新的双重特色。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都展示了双重特色。首先是关于挑战方面，这涉及到大学的基本使命和基本文化。但是大学的很多创新性项目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由于创新的双重特色。麻省理工和斯坦福这样一些创新性大学，创新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创新也要考虑到大学的使命和大学的文化，以及新的体制性的理论。我们希望利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创新，但是很难对大学的基本教育模式和基本的文化模式提出挑战，很难动摇它。研究型大学具有创新的特色，这样一个创新型的特色也是更好的促进了这些大学的科技创新。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创新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动态变化也体现了大学的科研特色。 曾满超: 关于大学创新的类型方面，我们的研究也看了七十年以来的创新情况，希望能够对不同的创新进行分类。第一，研究型的大学需要内部的研究，来提高他们教育研究的效率以及教育研究工作的结果。创新会随着大学的需求进行改变，包括对学校教学项目的创新，其他的可能是组织机构的创新，可能会创建技术转让办公室，这也是创新型大学的特色。大学的内部创新可能会与大学已有的使命或者是文化产生的冲突很小。有一些冲突很大，有些创新可能会挑战大学基本的文化模式，比如说现在兴起的幕课，大学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充友（音译）工厂，希望跳出传统的大学模式来解决问题。 曾满超: 研究型大学也可能是外部创新的一部分，以更好的保证它的研究特色。其中包括法律法规和政府，因为政府会提供创新资金，他们可能会对创新有主导型的作用，这些都体现在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创新活动中。 曾满超: 接下来说一下：大学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首先，大学的创新包括对教育项目的创新，在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经验表明，不管教育项目如何创新，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新的教育项目可以更好的利用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动力，随着幕课的发展，也对大学传统教育模式进行了挑战，大学需要更多教育创新。 曾满超: 第二，大学知识转让的产业化过程。一般来说，大学会通过技术转让办公室来进行这样一个过程。刚才陈教授也提到了这一点，这是大学内部的一个创新组织，通过这样一个技术转让，大学会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也可以增加大学技术转让的资金。利用这些钱，他们可以建立办公室，或者建立更多的公司。同时，也可以为国家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曾满超: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斯坦福以及麻省理工的两个技术转让办公室。第一，这样一些办公室可以促进大学的创新，他们可能会通过充友（音译）工厂的模式，通过这个特殊团队来领导大学的特殊项目。随着时间发展，这样一些团队或者充友工厂也成为大学创新的组成部分。1970年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特殊团队。我们也总结了一下这样一些创新组织成功的原因。 曾满超: 大学发展和地区经济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部分。在美国，有四种模式可以推进这样的联系。第一，政府对大学研究的支持，通过资金来支持大学的研究。第二，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三极联系。第三，更加密切的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在学科方面的研究。第四，创新体系的国际化。通过这四种模式都可以更好的总结斯坦福以及麻省理工的创新经验，通过这四种模式也是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曾满超: 我们总结一下斯坦福大学、硅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证明，研究型的大学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的创新研究类型会通过合适的政府政策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加强。研究型的大学以及当地的产业会以一种互利的方式促进彼此的发展。大学的研究也可以促进大学的教育创新。我们也发现大学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多样化，这样一种多样化也加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 曾满超: 作为大学的模式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到底选哪一种方式，要看多种因素的影响。硅谷的系统，在新泽西和德克萨斯的做法，把硅谷的模式放到新泽西或者德克萨斯发现并不是特别成功，要考虑当地的条件。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教授陈东敏发表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教授 陈东敏: 尊敬的各位人士，上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么多学者面前做发言。我是三年前加入北大的，在王教授的领导之下。现在，我们领导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和高级开发部。我有15年的时间是在哈佛，在2004年，我到硅谷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有人说，你到了硅谷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但是我后来还是离开了哈佛大学，并且有机会进入了学术界。 陈东敏: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自从2011年加入北大之后，我的一些看法，以及在北大的一些做法。 陈东敏: 现在大学都受到了社会和政府各界的重视，大学如何更好的分配政府和公众方面的研发资源呢？这也是很多大学校长遇到的问题，我们不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衡量大学的价值，我们一般会这样说，大学会通过知识转移来实现价值。大学的知识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实现：出版物或者是会议，或者是培训社会未来的领袖。当然，这还不能完全回答大学的价值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大学来说，还参与了另外三个领域的活动，或者说这三个方面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包括IP的转移、咨询、校办产业，我的内容主要会从这三方面进行讲解。 陈东敏: 说一下北大，北大有三万八千名学生，要怎么样创建一个更好的体系，以更好的支持大学的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像北大，如何更好的服务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这也是北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美国我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在硅谷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在实际中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在哈佛和硅谷的团队中，在实现知识转移到社会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东敏: 在中国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要了解中国的政策，十八大定了非常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倍。同时还提到到2020年，中国要进入到创新性国家的行列，这样正是相互促进的。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GDP第二的国家，到2020年如果GDP增加一倍，我们将会达到12万亿的GDP。也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会超过美国。中国政府也提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大概是7%左右，如果在七年之内实现7%到8%的年均GDP，毫无疑问到2020年会实现GDP翻一番。 陈东敏: 它对中国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实现百分之七点几左右的年均GDP增长，要实现它，我们还面临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如何实现13亿人口的健康情况，城乡的差距问题，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问题，环境政策、老龄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靠一个政府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非常难的。对于大学来说，我们不能仅仅发表论文，我们要帮助政府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学发表的论文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大学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陈东敏: 中国借给美国13亿美元，如果把这些外汇都放在市场上，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政府以前注重的是GDP的增长，现在强调的是创新型的经济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政府应该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现在中国的竞争力应该是排名全球28，虽然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 陈东敏: 习近平主席也说到，中国大而不强，在创新方面，全球的创新指数，中国排到28位。跟去年相比，我们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要成为一个创新性的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2020年，如果要实现我们的目标，要从28提升到10，在创新能力方面要进入到全球的前十名，如果我们每年能够提升6%%uFF0C到2020年就应该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如果目标越近，实现起来就会越难。 陈东敏: 中国政府也是进一步加强相应的资金，每年2%的GDP用于支持创新发展。公司或者是企业也会贡献70%创新方面的增长。所以，可以看到，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以创新为特色的国家。虽然我们在创新方面有这么多的投入，但是我们现在在研发方面只有6%。国家也制订了两个目标，一个是产业的转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以知识为导向的经济体。 陈东敏: 同时，要注重各个公司的创新。需要两点：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创业精神。现在在中国，我们也有一个辩论：到底是谁应该引导我们创新。在中国现在有800万的私有企业，他们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他们并没有非常好的人才或研发方面的机制。另外一个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的机制并没有非常大的鼓励员工冒险的精神。所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他们内部创新的动力都不是特别强。 陈东敏: 对于大学来说，大学希望他们成为创新的领导力，企业也希望成为创新的领导力。但是我们需要大学和企业之间实现更多的协同合作。对于公立大学来说，我们有创新的义务。对于北大，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从1986年的时候，很多的大学职工建立了校办企业，刚开始特别小，现在变得非常大。现在在北大建立了更多的企业，又投入了3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北大国际医院，将来会实现每年一百亿美元的收入，这是非常大的成功。 陈东敏: 从全国来讲，北大的产业化大概占到38%到40%。清华大学占到了25%。但是最近清华并购了电信企业，英特尔对清华的校办产业进行了投资，所以现在清华的校办资产超过了北大的校办产业的资产。 陈东敏: 我们也认识到，虽然现在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大学的校办产业只占到了全国GDP的2%。他们很多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于技术相关的产业，很多校办产业的收入是来自教育、房地产，或者是其他传统的产业。因此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陈东敏: 北大是一个文理学科的高校，我们有10%%u7684资助是来自我们的产业。清华和北大的研究院占有全国研发资金的20%%u3002所以很多的企业来到了非常好的大学进行研发。我们如何去创建一个创新的平台呢？北京大学有一个新的体系，科技的发展和这个体系进行联合，这里面有一个常务副校长，还有一个教务长，他们在推动这项工作，我们和企业、业界进行合作。我们还有一些技术的转让、许可，还有孵化器。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用这个平台来推动研发和创新。这是一个开放的创新平台，并且可以在这个平台之上管理孵化器，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陈东敏: 我们非常了解，把知识产权进行转让是有一些挑战的，我们觉得学校的名誉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非常努力的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筹资。这样能减少资金缺少的问题，研发的结果可以进行商业化，这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样当地政府可能会进行一些资金的投入，我们就是建立孵化器和创新中心，在中国各个地方进行建设，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些孵化器能够对其他地方的经济也推动。 陈东敏: 在中国有七个孵化器。包括医疗方面、材料科学等，我们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些投资基金，这些种子基金帮助我们进行科研发展，也使得一些新兴的企业进行建设。对于一个文理学院来说，我们没有很多技术研发结果能够帮助到当地政府，所以我们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技术转让平台，全球进行采购。我们有四万校友在全球，他们都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听众之中也有帮助这个平台的，我们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市场和来源。我们有很多合作关系，现在也和合作伙伴一起进行跨国的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 陈东敏: 在2012年，我们成为了中国最多的专利申请的大学，我们也要提高质量，而不是追求数量。我们有很多的自有知识产权，我们也要找到关键的技术，什么样的关键技术能够推动下一代业务发展是很重要的。这是联合国统计的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全球排名第九。现在也创立了一个体系，这是中心化的专利申请、专利许可的体系。我们给研发中心进行许可。基于这个体系，我们会申请更多专利，有相关的人士管理这些专利。另外，我们和雅鲁公司进行合作，来测试一些想法，并且进行联合的专利申请。 陈东敏: 创新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在每个学院和每个学科都有一些创新，还有一个社区的人才培养，在北京、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地方都有人才培养计划，内部培养计划，也有工程师和市场人员来帮助我们把技术商业化，这些都是一些项目为基础的职位，它并不是永久的职位。在孵化的早期我们要请这些人来，我们也有一个人才库，都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 陈东敏: 最后讲一点，我们的大学在经济之中有非常好的机会，其中健康和卫生是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医药卫生的投入占中国GDP的5.4%，在未来可能会达到10%。还会有一些人口的问题。在未来医疗界将会有4%的增长，如何赢得这个机会？我们北大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有八个医院，在未来会有九个医院。在北京每年会治疗四千万人。 陈东敏: 就像王校长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即将建立，这是一个新的平台，我叫它“三合一”，我们会把八个医院进行资源整合，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支持公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学校本身没有办法很好的管理。我们还要培养人才支持这些公司，支持我们的数据中心还需要很多的人力，这是我们创新的一部分。说到创新，是我们教育之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我们有八个医院的数据，我们必须要很好的管理这些数据，最终会有一个国家级的数据中心，有很多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影响。 陈东敏: 学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相信高校可以快速发展它的创新能力，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Scott Stern发表主题演讲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Scott Stern: 非常感谢主办方举办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坛。几年之前我到过北大，但不知道斯坦福大学在北大有这样一个特别漂亮的中心。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讲这个非常特殊的话题，实际上我也等待了二十年要对这个话题做一个演讲。 Scott Stern: 回到二十年前，或者六年前，看一下两个大学之间的故事。第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大家都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上非常领先的、学术性和教育性的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物理方面，普林斯顿大学从很多项目中得到了机会。同时，普林斯顿大学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些非常实用的以技术为导向的项目，把它用到普林斯顿大学，他们为此成立了一个中心。 Scott Stern: 还有另外一所大学斯坦福大学，1950年，斯坦福大学制订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更好的利用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建立一个超市。但是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斯坦福大学很快的建成了他们要的超市。 Scott Stern: 普林斯顿大学传统的教授物理的教师以及它周围的情况，后来给普林斯顿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斯坦福大学在二战之后，采取了非常现代的方式，让自己的校园拥有更多的活动，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方式来拥抱社会。但是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这样，所以普林斯顿大学并没有成为影响国家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中心。而斯坦福大学却在这方面做的很好。 Scott Stern: 四年之前，在斯坦福大学，我还记得当时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斯坦福大学通过超市的方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快递员。普林斯顿先是快递员的方式，后来变成了一个超市。作为大学，也会经过这样一个循环。在大学进行这样循环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当地的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大学的发展，大学的发展会依赖于区域的一些政策，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学可以更好的与区域经济实现互动，大学也可以成为地区经济创新发展的支柱。 Scott Stern: 为什么有一些大学做的比其他的更好呢？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之中有中心的地位，而且很好的培养了企业家的生态系统。 Scott Stern: 我想说三个观点，大学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大学培养人才，我们也和其他人进行合作，我们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是和其他地区进行合作的。我们如何了解地区这样一个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的体系。如何创造一些策略，这些策略是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意识到，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它是依赖于所在的体系的。我们把不同的项目整合起来，集中于当地的经济体系。包括机构，这些机构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市场。还有企业家精神，他们有新的企业会建立，这些企业会从一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Scott Stern: 看一看大学所投资的机构，几年之前，哈佛的一个毕业生问我，我们如何解决相关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年，美国大学有一个体系的改变，是因为巴爱窦法案，这样一个法案让大学保留专利，把专利进行转让和许可。 Scott Stern: 不同大学有各自的做法，有一些大学有联邦资金的支持，利用这样的法案加入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这样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巴爱窦法案是想要推动创新，而且推动大学研发的商业化，这会对当地的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贡献。有一些项目在全球都有。我们看到了当地人才的发展项目，大学参与不同的活动，他们会使用不同的机构、不同体制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 Scott Stern: 比如说芬兰的一个大学就有这样一个项目。我发现有一点很有趣，芬兰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他们失去了诺基亚这样一个本来是很重要的公司，我们会认为芬兰可能会陷入危机。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他们有一个很有效的创新驱动的生态系统，他们仍然是在发展的。诺基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仍然还在发展。 Scott Stern: 第二，大学本身是受到其他机构的影响的。我认为，政府、业界和大学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业界至少有三个部分：企业家、大公司和风险投资。因此我们在这个生态体系中有不同的角色，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有一些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也会影响大学。比如说是通过经济体、经济集群进行影响，有一些经济集群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当地经济有一定的发展。研究如何影响当地的经济？有一些大学和有一些区域受到了生物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其他地区可能没有。也一些经济体是因为有一些大学正好是在这个区域之中，还有一些研究的机构，因此有一些企业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研究如何去影响当地的经济，如何去影响当地的科技发展？平均来讲，他们这样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的。 Scott Stern: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相关的边界机构，他会影响TLO。比如说有医疗中心，因此业界和大学可以进行联合研究，这时候影响都是比较高的。原来的大学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如果进行企业和学校联合，影响就会比较大。在北京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影响。在美国，大学的研究可能影响杭州市民的生活，还有阿里巴巴。比如说浙江大学这样的大学，他们自己受到在杭州的网络经济的影响。这些学校都要看一看他们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什么样的，如何让学生适应经济的发展。学校也有很重要的角色，他也会在这个生态系统之中集合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是比较少的，如果你没有做这方面的定量研究，你可能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些大学成为利益相关方的召集者。 Scott Stern: 北大和斯坦福大学有这样一个中心，等一下我会说一说麻省理工学院（MIT）。我是西北人，我也非常喜欢美国西北。麻省理工学院（MIT）有相关的活动使得所有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起，比如说生物制药者，甚至在全球的相关者，还有老师、学生、风险投资者，我们会把他们召集在一个房子里面，帮助这些学生，告诉他们要符合道德体系。同时，能够进行在当地的创新。在美国，即使在全球也是这样的，对于大学来讲，召集人们进行开放性的讨论，是比政府召集要更为容易，比私有企业召集人们也是更为容易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向北大学习。 Scott Stern: 企业家推动的项目，比如说在新西兰有这样一个项目，09年新西兰有地震，我也去过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些人死掉了，但是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好的地方。前两周他们会有军队在此驻扎，帮助这些城市。同时，大学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来进行经济发展的协调。这样一个城市他们可以思考一下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当地的大学代表了当地的身份。大学不光是教育学生、产生思想，有时候还会产生技术。大学还有其他的角色，比如说他是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能够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召集人，而且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们想要说一说这两个学校的故事，来比较一下普林斯顿，再比较加州大学，四五十年前，加州理工大学是非常好的学校，我有一个项目，进行一个研究，看一看每一个区域到底有多少企业家，他们的质量是什么样的。这是根据不同的区域来划分的，这是其中一个研究。 Scott Stern: 我非常的爱斯坦福大学，但是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就像哈瑞托林所说的，大学现在不光是学习的地方了，他们成为了当地经济影响的区域，他们有着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所以他不光是教育学生和产生思想的地方，其实大学也是企业家生态系统的中心。大学不光进行当地私有的研究，而且影响当地的环境，学校有非常重要的责任，能够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坐在一起，大学也代表当地的形象，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能给当地的经济提供非常好的竞争力。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发表主题演讲
浙江大学校长 林建华: 谢谢闵教授的介绍，并且感谢邀请我回到北京大学，我在北京大学工作过三十年，这个建筑是非常棒的。记得我还是教务长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中心的发展。看到现在这个地下建筑，当时没有人知道会建成什么样子，这是非常伟大的工作，非常不错。 林建华: 今天，我想要讲一讲：大学乃技术革命之源。我为什么要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我想，作为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就像Scott Stern教授刚才说的那样，过去我们是孤立的机构、跟社会是脱离开的。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未来向哪些方向发展？ 林建华: 我想说一下浙江大学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浙大有五个校园，在杭州不同的区域。浙江大学最老的校区成立于1897年，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学校之一，非常漂亮。 林建华: 1897年成立的时候，浙大是一个师范学校。1940年代的时候有了更好的发展。后来我们又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学院，有一些在杭州，还有很多的学院转到了复旦大学，比如说理科院系。现在复旦大学很多理科最开始是来自浙江大学的。 林建华: 1998年又实现了四个大学合并，包括浙江大学、浙江医药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现在我们的教职员工来自以前的四所大学，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要管理这样一所大学是非常难的。浙大一共有七个院系，包括科学、人文、农业、医学等。有本科生23000多名，同样有这么多的研究生，我们的教职员工超过三千名。拥有六个医院，十个教学医院，是非常复杂的大学体系。我们的研究也是非常的活跃。说到研究方面，仅次于清华大学，也是从业界获得了非常大的资金援助，与公司一起合作了一些项目。 林建华: 浙江，在中国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殊的。这里有非常活跃的私有经济，人口大概是5500万，面积要比加州小，这里有很多的私营企业。你可能会说，虽然这里的经济规模发展很大，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多元经济和国营经济，只是私有经济发展非常快。 林建华: 如果算一下，之前在这里有70多万家的私营企业，也就是每七到八个人就拥有一个企业。浙江人都喜欢给自己工作，愿意创业，不愿意为别人打工。同时，也有非常大的自有企业，有中国最大的私有企业。其中的汽车公司并购了沃尔沃，最开始也是从农村做起的。还有阿里巴巴，它的创始人是马云，在1999年的时候成立的，他们做的主要业务是电子商务，B2B、B2C、互联网交易、互联网金融。最近在纽交所上市，现在市值已经达到了2200万，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林建华: 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前，我和马云谈过合作的问题，想在大数据科学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他们有非常大的数据资源，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还要在互联网金融方面进行更多的机构性合作。 林建华: 杭州市政府和马云在规划建立一个数据园，这个数据园与大学非常近，他们也在邀请其他的机构一起参与科技园的建设，大学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非常鼓励大学教授密切的与本地公司进行合作。 林建华: 浙江大学也有很多的校办产业。比如说SUOCON成立于1993年，他们主要的产品是解决方案的服务，关于控制体系方面的全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领域他们的市场份额是30%%u3002收入大概达到了6.3亿美元。INSIGMA成立于2001年，主要做的互联网与电子方面的业务，还涵盖很多其他的领域，它的收入已经达到了近10亿美元，这个公司是由浙江大学的教授成立的。 林建华: 说到未来的走向，首先应该知道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浙江大学的目标和使命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浙江大学成立于1897年，比北京大学还要早一年。当时它是一所省立的大学。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国家发展，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通过对人才的培养，对人精神的培养，通过先进的教学以及科学来实现。这不仅指的是要做学术方面的研究，还要对实际工作产生影响。 林建华: 当时，浙江大学的名字叫做“求是书院”，“求是”后来也成为了浙江大学的校训。我认为，“求是”指的是既要考虑事实，同时要注重实践。不仅仅要找到事实，还需要用事实的原则来影响世界。创新指的是后来校训中加的一部分，它更多讲的是创新以及企业精神。校训体现了大学的文化，可以更好的了解浙大的文化。相对来讲，浙江的高等教育以前并不是特别发达。国家的大学机构，如果来计算一下北京的大学，一共有26所国家级的大学，是由中央政府成立的。在上海5所国家级大学，江苏11所，湖北有7所，但是在浙江只有一所国家级的大学，就是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是浙江唯一一所国家级的大学。 林建华: 中科院在全国各地都有研究所，但是主要都是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在浙江只有一所是位于宁波，在这种情况下，浙江还是非常活跃的。但是浙江的高等教育如果和加州比，还是要差一些，在加州有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在浙江只有1所研究型的大学，这就是现状。 林建华: 到底该怎么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以支持当地的发展呢？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年轻人更好的面对未来，为未来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正在改革本科生教育体系，所有的学生第一年必须经过通识教育，接下来几年才会进行专业性方面的教育。第二，大学要建立卓越的学术研究，做各个学科领域领先性的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教育，也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当地的发展。当然，我们也需要提供技术以支持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帮助本地或者全国的经济发展。 林建华: 在合作创新方面，浙大和当地的产业以及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目前，我们在全国一共有八个产业结构，现在我们想在新疆建立农业学院。为什么要建立这些学院呢？首先，希望通过这些学院建立平台，以帮助教授更好的与当地的以及全国的产业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可以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当地经济发展中去。 林建华: 我们很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校区，海宁市政府给了我们一块两百公顷的地。海宁市位于上海和杭州之间，从杭州驱车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同时，我们还会建立一些学术性的学院，形成联盟。每一个学院从学术和财务上都是独立的，我们还会建立几个联合的学院，联合的学院包括工程、生物科学和艺术科学。 林建华: 现在我们也签署了MOU谅（解备忘录）。比如说工程学院会和美国的UIUC（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进行合作。生物科学方面会和爱丁堡大学进行合作，艺术科学方面会和诺特丹大学进行合作。现在我们的工作组正在就一些详细的问题进行讨论、研讨。还计划建立另外两到三个职业学院，我们的成员和学生将会来自浙江一些大学和另外一些大学，还会招募新的教职员工来补充力量。 林建华: 我们为什么想为当地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呢？这就回到了浙江大学的问题，我们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家。这样的话，我们会要讨论很多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Stanford Center at Peking University）于2012年3月21日揭牌成立，是斯坦福大学在北大设立的教育研究中心，也是斯坦福师生在中国执行研究、教育项目的基地，是美国大学第一次在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建立的实体建筑。作为中美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及两校合作的新契机，中心将为中美两国学者和青年之间的交流架起新的桥梁。网址：http://scpku.fsi.stanford.edu/ (责任编辑：admin) |
主题：大学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