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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力学报国此身轻

时间:2012-10-11 10:36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彭俐 点击:
纪念钱伟长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钱伟长

  2010年7月30日,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消息传来,人们不禁慨叹。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已经悉数与我们别离。虽然“三钱”巨星陨落,但其一生追求知识、不懈进取、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精神之光永存,足为后世景仰,并召唤后生追随。谨让我们在向钱伟长先生最后道别前,追忆其生命往事,探询他98年的心路历程,珍惜他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瑰宝,并祈愿这位可敬的老人在另一个世界不再操劳,真正享受安宁。

  1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人生的大幕,由选择开启。

  让不少当代青年困惑的是,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不知自己该学什么专业,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学。19岁的钱伟长对此却格外笃定。他那一腔青春热血,被1931年“9·18”事变中日本侵略军攻击沈阳的炮火点燃。中学时代,他原本是一位典型的“偏科生”,以中文和历史两个科目分别100分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受叔父钱穆(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影响颇深的他,本该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分钟450字,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但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钱伟长毅然决然地执意要改学物理专业,目的只有一个——振兴中国的国防军事工业,从而增强中国军队的战力。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这个戏剧性的对于所学专业的激情选择,当然很难被冷静的清华物理系的系主任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所接受。而不接受的理由很简单却很确凿:钱伟长大学考试物理试卷上的得分是可怜巴巴的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面对这样一份高考成绩单,别说吴有训教授,就是任何一位大学老师都会相信,钱伟长不是一块儿学理科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课堂基本上是用英语讲授,这就使钱伟长这位英语“文盲”学生面临更艰巨的挑战。但报国心切的钱伟长渴望迎接一切挑战,不惧马革裹尸,何愁几门功课?为了说服吴有训教授收他为弟子,他听从了一位同窗的劝告,针对吴教授心软的特点,每天对吴教授软磨硬泡。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没有人能对这样的选择无动于衷,更何况有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吴教授给了他一个短暂的“试用期”,要求他在1年内将考试成绩提升至基准线以上才得“留用”。


  常人实在难以想象从考试成绩5分起步学物理,从0分起步听英语课程,并在清华这样一所尽是严师高徒的高等学府里读书,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窘迫与煎熬。若不是心里常念——一个四万万人口的民族面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恐怕没有哪一个稚嫩的书生能够承受此种艰辛。为国家与民族生存而战所激发的生命活力,使在入学时仅有1.49米身高的、孱弱的钱伟长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那就拼命,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先到背完了。我在物理系呆了4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5年,钱伟长不仅成为物理系研究生,还获得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并从导师开门办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中获益。吴教授鼓励学生提高自学能力,为拓宽知识面,鼓励他们心“有”旁骛,适当选修其它外系课程,也提倡教师在不同学校流动兼课,还邀请英国、丹麦等国家的物理学家来清华讲课。这为钱伟长日后提出中国高等教育要打通“四堵墙”的理论做了铺垫。

  国难当头之日,男儿发奋之时。

  回首100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有多少中华好男儿以报效国家为使命——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文学)救国,而钱伟长弃文从理也为的是(科学)救国,还有军事救国的实践者、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理论的蒋百里、教育救国的力行者陶行知、工业救国的实业家范旭东、农业救国的先驱者费达生、体育救国的倡导者张伯苓、美术救国的艺术家徐悲鸿、音乐救国的作曲家聂耳和冼星海……所有这些有志青年一生事业的选择,都是遵从一个神圣的目标——祖国的需要。


 

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毕业照

  2 亲爱的祖国,我怎么能对你说“不”

  当时,要为国家“学造飞机大炮”,出国留学是必须的。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钱伟长等22名“中英庚款会”公费留英学生所乘客轮在香港被征用为战争物资,他的留学生涯就应该从1939年算起。之后,这些深感国难深重的留学生,又拒绝登上计划在日本国土停靠的留学客轮,将护照抛进黄浦江而使留洋再次搁浅。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等才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抵达加拿大。9月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迎来了自1827年建校以来的首批中国研究生。

  在多伦多大学深造期间,钱伟长在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其学术成果也为他赢得世界声誉。他的导师是原籍爱尔兰的辛吉教授。辛吉教授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躲避德军空袭而在此任教,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系内教授因费尔得,则是爱因斯坦的大弟子,专著有《物理学的演化》等。钱伟长在与导师辛吉第一次面谈时就碰出火花,双方惊喜地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即弹性力学基本理论具体应用到板壳结构中的一种工程简化理论。辛吉教授认为,他本人的研究所得——“宏观方程组”,与钱伟长的发现——“微观方程组”,两种理论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等同。于是,钱伟长融合两种理论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秉理论》,并被收入冯·卡门教授文集。

  钱伟长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受到世界力学界、数学界和爱因斯坦的关注,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而且影响深远。198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执行主席盖拉格教授向与会者介绍钱伟长时,依然不忘其历史功绩:“钱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秉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四十至五十年代应用力学研究生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影响巨大。”

  1942年,钱伟长由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郭永怀一起,在有“世界导弹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1946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关于在美国的这段经历,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个创意曾得到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的赞赏。当伦敦遭受德军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而冯·卡门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受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在此投入火箭和导弹设计试制工作的钱伟长,通过仔细研究德军导弹的射程与攻击目标后,发现其火箭大多由欧洲西海岸发射,而落点在英国伦敦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只在这个有限的距离之间。因此,他提出,在伦敦市中心地区布置多次被导弹击中的假象,诱使德军相信不用调整导弹发射地点也能击中目标,从而使伦敦的要害部位得以保全。英国接受此建议,并有效实施,德军始终被蒙在鼓里。战后,当爱好写作的丘吉尔撰写回忆录时,用感激的口吻说:“美国青年真厉害!”——应该是中国青年真厉害。


 

  钱伟长在课堂上。资料图片

  1946年,钱伟长从洛杉矶起程,回到了他立志科学救国的母校——清华园。他要向那些曾经和他一样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们传授知识,培养比自己更好的学生,更希望继续搞科学研究。教授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学术研究富有魅力。一般教授一个星期上6堂课,他却讲17堂课,且没有一点儿怨言。

  两年过后,“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困难。于是我到美国大使馆注册,办签证。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签证官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能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钱伟长说:“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我们相信,一个不忠于他自己祖国的人,是不会忠于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忠于理想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钱伟长义无返顾地在美国签证上写下的一个“NO”,仿佛在告诉我们他的心志,也是做人的准则: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面对自己的祖国,一个人是永远不能说“不”的。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这是钱伟长(右)和钱学森(左)在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闭幕式上(1987年4月8日摄)。 新华社发

  3 一己的遭遇,无撼对国家的忠诚

  科学界“三钱”中,只有钱伟长一人被打成右派。

  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力学教授的钱伟长因言获罪。年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文章,而《光明日报》则刊登其与他人合作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稿,两篇文字皆成把柄,为文之人却有口难辩。

  前一篇文章,是他对苏联教育模式和办学方法以及理工合校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因此而受到政治批判;后一篇言论,则是他作为民盟一员与同仁一道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心里话,却变成了反党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也就属证据确凿。45岁,正是一个生命日当正午的盛年,却被剥夺了讲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发表文章的权利。就连他已经排好版的专著《应用数学》也被封杀,甚至还要作者交付排版费。好在他的另一本书《弹性力学》赶在“反右”的前一年——1956年出版。

  数年间,这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教育家只能与扫帚、墩布以及抹布为伍,整日与灰尘和油渍搏斗,凭毛泽东一句话“钱伟长是好老师”而保留教授头衔,并免于发配。但妻子被隔离的同时,儿子考上大学竟然也“不予录取”。

  和许多受到冲击与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钱伟长来说,1966年开始的“文革”噩梦要比“反右”来得更加恐怖。

  1968年,他头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强迫到首都钢铁厂劳动改造。56岁的科学家变身为一位炉前工。他在事后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分明是拿好马当驴使。”也凭周恩来总理的一张条子,他从1970年开始负责接待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宾,由此家庭的居住条件得到相应改善,日常生活起居也相对不再寒酸、局促。这显然是周总理为了保护国宝级人物而做的巧妙安排。之后不久,他被列入出访欧美国家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对钱伟长的了解,缘于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会议上的争吵。当时,钱伟长着眼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提出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一是原子弹,二是导弹,三是航天,四是自动化,五是计算机。没想到,与会的学界元老们有400人不同意。1比400,钱伟长很孤立。只有两个人支持他,一个是钱三强,另一个是钱学森,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最后,周总理拍板:“‘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三钱”的特有称谓,就是这么来的。

  在十年“文革”动荡的日子里,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处在一种近乎隔绝的状态,而封闭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小道传闻与消息漫天飞。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可是一则大新闻,尤其是屡遭政治迫害、常年被压制在底层、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的大科学家钱伟长在其中,就更加使国内外的舆论哗然。一些人猜测:“钱伟长有移居国外的打算。”而钱伟长本人在接受记者询问时却从容淡定:

  “我只是出去,但不会走的。”

  他像是在回首往昔,又像是在瞩目明天:

  “当我是壮年之时,我舍弃了美国的优越物质生活而回到祖国,为的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生我育我的祖国母亲,奉献给我的亿万同胞。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还请记者代为传递一个信息:“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在这里,就在我可爱的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这是钱伟长(中,当时为清华大学教授)和教员们一起进行科学实验(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4 以国家为重,对莘莘学子的叮咛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修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郭永怀等同窗相聚一起,就常常畅谈国事、憧憬未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回去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而钱伟长作为教育家,亲手办大学的机遇,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供的。至此,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国家领导人都对他表示过特殊关照。

  1983年,已届71岁高龄的钱老,由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人才的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指派,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细心的邓小平还在指令上说明,担任大学校长不限其年龄。由此,钱伟长成为中国历史上上任时年龄最高、卸任时年龄同样最高的一位大学校长。好像要以此来弥补他被边缘化、被强横无理地打入冷宫所荒废的时光,也好像是在对他说“对不起”。

  晨光熹微,校园里的一位老者已经像久经沙场的将军一样,开始巡视他的“营帐”,检阅他的“士兵”。每一位闻鸡起舞的“将士”都曾从他慈祥、睿智的目光中,得到一块无形的奖章。夜幕降临,晚自习教室、实验室里,也常见老人的身影。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回忆:“当老人步履蹒跚坐上轮椅,他依然保持着‘爱串门’的习惯,到资料室看看,到办公室转转,到学生宿舍聊聊。”只要见到这位蔼然长者,师生们的内心就蓄满能量。

  “教书育人”的重心在后面“育人”两字。钱伟长在学校研究生复试时的提问,从来不问科学知识,只问人生方向。他特别看重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前不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而“学分制”早在1993年,就由钱伟长率先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式实行。这使因材施教有了抓手,优秀学生提前毕业成为可能,“让你学”变成了“我要学”,同时还节省了教育资源,尤其重要的是,此举对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具有垂范作用,且意义深远。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仅1983年至1994年这10多年间,原来的上海工大已经建立起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他在行政管理之余,还亲自主持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名博士生,数十个博士生已经毕业。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钱伟长的功绩非校园所能局限。他所提出的“拆除四堵墙”的高等教育理论,应该算是国家级的教育“科研”成果。

  他的“拆除四堵墙”之说,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堵墙;拆除各学院与各科系、各专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堵墙。

  应该说,钱伟长是带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而离去的。

  他最担心的两点是: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

  师资的资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素质。他主张:“教授应该讲基础课。讲课与科研两不误才是好老师。坏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说到人才,钱伟长强调:“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更注重培养对国家与民族有担当的人:“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不以国家为重的人,是没有分量的人。”

  结束语

  19岁的青年,为了爱国而选择改学专业;

  36岁的中年,为了爱国而选择放弃移民;

  60岁的老年,为了爱国而选择留守家园……

  我们相信,如果有100次选择,他也会选择爱国。

  钱伟长逝世前曾说:

  “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他98岁的壮丽人生,是一首感人的祖国赞美诗,以科学为依据,以教育为内容,以力学为导引……(记者 彭俐 本文得到作家叶辛、虹霓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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