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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

时间:2012-06-18 11:59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作者:尧华 吴志菲 点击: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以股份为支点,立市场方圆,从土地出发,探统筹之道……严谨睿智的经济学家之外,名师风范和诗者情怀使他的人生维度更加立体与丰富 

厉以宁: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 

厉以宁近照 王天天 摄 

  ■特约撰稿 尧华 吴志菲 

  年初,81岁的厉以宁出席经济学会议,风采依然。 

  他声音有力,妙语连珠,不时在空中做个利落的手势,仿佛将你裹挟进思想的浪涛和时代的洪流。 

  他的名字,是当代经济学领域的关键词。无论是“厉股份”还是“厉民生”,都彰显出他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多次重大经济决策出台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历史变迁中打上的烙印。 

  除了是一位以深刻的学术思想影响着政府决策和民间思潮走向的学术翘楚,他还有着更加立体的人生维度: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人,他为北大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力量;作为沿袭北大名师风范的杰出教师,他深刻而不乏生动,“天堂和地狱”、“三个和尚水满缸”、“怎样避免被老虎吃掉”等新意迭出的阐述,让他的课堂座无虚席;作为诗情满怀的文学爱好者,他出口成章,给家人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从青春年少写到白发满头。 

  “钟声何必似当年,新事新风闹市前,若是乡民皆菜色,诗人能不带愁眠。”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在厉先生的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体味他的求新求变、不拘一格,感受他的心怀天下、勇于担当,也得以品悟他的诗情画意、浪漫情怀…… 

  一次改变命运的“偶然”选择 

  虽然喜爱文学和化学,但老同学替他作主,代他将第一志愿填报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序幕。 

  1949年4月,文化名城南京解放。这一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厉以宁。 

  在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的厉以宁因数理化天赋出众,成绩名列前茅,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因为立志做一名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办,厉以宁便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厉以宁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就替老同学作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8月,厉以宁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厉以宁回忆道。 

  这种选择是厉以宁早年时料想不到的。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取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4岁时,他举家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3年,他随父母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教学质量优异的中小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像很多与他生长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曾有过缱绻的文学梦。因为偏爱文学,他曾熟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和古代诗词,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他也十分喜爱,外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也在他的涉猎范围。 

  在湖南读书的那段日子,他不断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被同学们争相传阅。 

  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时,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使厉以宁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学生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化学工程师严谨博学,这让厉以宁印象很深。他说:“这次参观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差一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然而,早年的经历并没有阻碍厉以宁日后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可以说,厉以宁投身经济学之前的经历为他成为经济学家打下了基础。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经历了学生时代的孜孜求索和特殊时期的人生磨难,他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在北大的讲台上绽放光彩。 

  大师云集、思想活跃的北大在厉以宁看来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他就像高尔基笔下所描述的那样——“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在北大求学的4年中,他埋头苦读,孜孜求索。他说:“那时侯,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群星荟萃。回忆起大学生活时,厉以宁常常提及陈岱孙先生和陈振汉先生对他的影响。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的品格,深深影响了厉以宁。不仅如此,陈岱孙先生的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因而国文功底深厚,辞采文情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厉以宁。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是较早在北大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他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认为厉以宁在学术上大有前途。厉以宁则从陈振汉先生那里学来了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在师长们的引导下,厉以宁在大学期间就明确了研究目标和领域:探索现代经济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1955年,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很难施展抱负,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 

  其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进行过3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3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虽然在资料室的工作是冷清寂寞的,厉以宁却自认收获颇丰。“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那段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多次下放,使厉以宁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这让他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内容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说,“那段岁月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  

  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此以后,他开始了全新的教学生涯。 

  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他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范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洋溢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  

  更让学生们称道的是,他喜欢用讲故事的方法把经济学的复杂问题形象化。他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就像“龟兔赛跑”:兔子和乌龟可以采取一种双赢策略,在陆地上兔子背着乌龟跑,遇到河湖乌龟驮着兔子跑。有时候他索性吟诵一首自己的诗作,“钟声何必似当年,新事新风闹市前,若是乡民皆菜色,诗人能不带愁眠”,来表达对时代问题的苦苦思索。


  理论研究者的担当与勇气 

  因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禁区”,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面对强大的压力,他始终以一个诚实严谨的学者姿态阐扬自己的理论,展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当然,奠定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界地位的关键还是他在学术上的勇气和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们以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使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社会科学中最繁荣活跃的学科领域之一。 

  如何合理阐释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路径,如何为我国经济寻求一种社会成本最优的改革方式,一直是当代经济学家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 

  针对这两个问题不同视角的回答,形成了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等,不一而足。经历了学术上的反复推敲和现实检验,有些理论被淡忘了,有些理论则逐渐被证实和接纳。 

  厉以宁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严谨、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 

  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理解他界定中国经济状况的两个理论。  

  其一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理论。厉以宁在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厉以宁认为,我国在一个阶段内,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厉以宁自认上世纪80年代末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是最能代表自己学术观点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量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经济缺乏活力。厉以宁认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其二是资源配置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中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厉以宁指出,与宏观、微观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合理配置相对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使企业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成为真正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按照厉以宁从资源配置角度的设想,新经济体制将是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为了使新经济体制正常运作,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这就是厉以宁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在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他在反思传统经济体制时发现,国有企业存在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体制顽疾,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否则,中国真正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 

  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以精彩且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 

  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备受磨难,厉以宁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严谨的学者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展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民生经济学家的人文姿态 

  他主张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且关注社会生产中人的发展,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这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  

  然而,在厉以宁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况与经济学家经由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 

  他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角度出发构建的。 

  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 

  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问题、人的地位之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  

  作为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厉以宁在许多著作中都试图从伦理学角度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思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关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这为他探讨经济学中诸如效率与公平的一些规范问题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 

  当然,厉以宁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他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也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机制以规范政府行为。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革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厉以宁以独特的理论思路、勇毅的创新精神、敏锐的现实判断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同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 


 诗词世界里的真情人生 

  他性格开朗,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秘密武器”就是有诗词为伴。 

  作诗不是职业诗人的专利。 

  在公众印象中,厉以宁常常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其实,他的人生还充满着诗意。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北大校园里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的名气,更在于厉以宁对她的一往情深。 

  在厉以宁70岁生日那天,与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他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公。 

  “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一首《浣溪沙·除夕》,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让听者都觉得甜蜜。 

  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与厉以宁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厉以宁描写的,正是他与妻子长达13年的分居之后,终于等来一次真正不再分离的相逢。 

  对厉以宁来说,诗词,既是历史的烟云,也是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他的笔下都不失骚人之旨。诗词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 

  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长短不一的形式更便于他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国文教师。“我中学时读的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我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 

  17岁那年,厉以宁填了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描写的是他在南京读高中时春假赶回家乡仪征的途中见闻。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 

  在厉以宁看来,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做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他说,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意志从未消沉,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滋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功底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很不利。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虽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 

  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秘密武器”就是有诗词为伴。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这些诗词也展现出他有血有肉、内心丰富的真实性情。 

  人物小传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起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的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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